杨某某系某信息技术公司的员工，2020年3月11日，杨某某受公司指派到湘潭县出差，公司在湘潭县租了房屋，作为公司员工在当地的宿舍，杨某某在湘潭县出差期间居住在该宿舍。

2020年4月3日上午，与杨某某同住宿舍的同事曾某某去上班后，未发现杨某某到项目现场，也联系不上，中午曾某某回宿舍查看情况，发现杨某某躺在床上，呼之不应，于是拨打120急救电话。120医护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抢救，确认杨某某已死亡。

经公安局现场勘查及调查，确认杨某某非他杀，符合猝死征象。

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向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市人社局经调查，于2020年7月8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

公司不服，诉至法院。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为：

杨某某系在晚上休息时猝死，不属于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或工作原因死亡，不符合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

杨某某死亡并非工作原因，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规定，亦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其他规定。

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本案证据，杨某某的工作地点为长沙，其受公司安排，派往湘潭县出差。杨某某因公外出期间死亡，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杨某某系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市人社局对此不予认定工伤证据不足。

判决：重新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从笔者检索到的案例来看，此类案件中的劳动者，大多都是在酒店或宿舍里休息时突发疾病猝死，如果仅根据文义解释，则都不符合“四要素”的工作时间与工作岗位，这也就是该类案件产生争议的起因。

笔者认为，对于“因工外出期间”的理解，应考虑到《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既要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不能随意扩大工伤认定的范围。所以，工伤的认定应当以“工作目的”为核心标准进行判断，如果员工外出是为公司利益、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即符合“因工外出期间”，比如本案中，杨某某就是受公司安排出差，很明显是以“工作目的”，故符合“因工外出期间”的要求。

基于上述核心标准，我们再审查视同工伤“四要素”。

“工作时间”，一般是指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和职工下班后回住处加班时间，即完成工作任务的时间。笔者个人认为，劳动者在出差期间的工作模式与平常工作时有很大区别，所以对于“工作时间”进行判断时应考虑这一特性，故可以将“因工外出期间”的在途、吃饭、休息等时间包含在“工作时间”的理解范围内。

在“工作岗位上”，一般指劳动者处于完成工作职责和单位交办的工作任务的状态中。笔者个人认为，因出差期间的工作状态存在不可预测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如果举证责任方能够证明员工不是以“工作目的”，则不认定为工伤，这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如笔者曾代理单位一方的一起工伤行政诉讼中，劳动者于休息日在单位宿舍休息时突发疾病猝死，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后，劳动者家属提起行政诉讼，因家属一方无法举证劳动者死亡时在加班时间和处于工作状态，单位一方又充分举证劳动者在当天没有进行工作，法院最终认为劳动者死亡时不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岗位上，不能认定视同工伤。

此外，在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的《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一书中，《突发疾病死亡的工伤认定问题研究》一文也认为：

“在出差途中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这属于因工外出的特殊情形。原则上只要因工外出期间所涉及的时间和区域均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如“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认定视同工伤。”

综上，笔者认为，如果劳动者是在以“工作目的因工外出期间”突发疾病死亡，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且没有醉酒、吸毒、自杀、自残等排除认定工伤情形的，应认定视同工伤。

案例来源：（2021）湘01行终143号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员工因工外出期间”包括：(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